“机器人学”（Robotics）的概念，初现于年阿西莫夫（IsaacAsimov）的短篇科幻小说《转圈》（Runaround）中，其含义是“研究机器人的学问”。随后，此概念进入现实技术领域，成为“机器人（工程）学”，或如机器人伦理专家卡普罗（R.Capurro）所言，是“关于机器人的科学”。但机器人在成为技术现实前，早已以想象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哲思与文艺创作中。比如，古希腊史诗中的青铜巨人塔罗斯，笛卡尔人机对比下的仿人机器，以及当代科幻作品中种类繁多的机器人形象，等等。如今，关于机器人的想象及其影响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。机器人学这一源自科幻领域的概念，本就蕴含着人文维度。基于跨文化的视角，对机器人学的人文维度进行考察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机器人文化现象。
东西方机器人文化差异明显
理工与人文机器人学共同组成了“机器人文化”，是与机器人相关的伦理规范、情感接受、科幻文艺、大众文化、技术研发和实践应用等人类文化现象的总和，包括互有交集和相互影响的机器人人文文化、技术文化、应用文化及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等。当前，机器人文化属于人类文化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与参与者。
机器人文化的形成，往往受到伦理观念、科幻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尤其是前两者：伦理观念奠定了机器人文化的基调，科幻文化是其推动力与“温室”，持续影响着大众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。与之相应，机器人文化的表征体现在大众文化（如机器人科幻影视）、技术应用（如社交机器人外观是否应高度仿真）、经济领域（如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普及度）、战略政策（如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的差异）等方面。近年来，邓斯坦（B.J.Dunstan）等学者也提出“文化机器人学”（CulturalRobotics）的概念，指出机器人不仅是文化的产物，也是“文化参与者与创造者”。
机器人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文化，如卡普罗所言，“机器人在不同社会中被以不同的方式所感知……不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我们与机器人关联的程度”，而且不同文化会将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物化到机器人中。所以，机器人现象相应地也具有文化差异性与跨文化维度。工程师维卢吉奥（G.Verrugio）在“机器人伦理学”正式成为应用伦理学分支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，他在年出版的《机器人手册》中就曾提及“机器人接受程度的文化差异”，即机器人文化的差异。
以欧美与日本的机器人文化间的比较为例，二者在工业和社交机器人普及程度、人们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、科幻作品中的人机关系、机器人战略政策的制定等领域均差异明显。同样的问题，在两种机器人文化中，甚至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答案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国际学界开始